张正东：我国的英语教育教学应走多元化之路

扫二维码，用手机阅读

当前，对英语新课程改革的部分理念与做法，学术界存在争议，许多教师也感到骤变式的改革难以适应。在这些质疑声中，正视困惑，理智应对批评，探索和发展各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外语教学模式与方法，是我国英语教育者的必然选择——质疑和困惑是深化英语课程改革的动力

我国的英语教育教学应走多元化之路
6 b! O& [+ t* Y
) l. {( b$ F  h+ l　　■张正东
' T9 d" G9 v" t1 J0 i
8 R5 g! l2 W* E5 f　　百家争鸣、集思广益，是我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也可用作课程改革科学决策的方法。课程改革是要经受历史考验而对后代负责的事，对课改、课标的争鸣越多，就越有可能促进其不断完善。我们的研究者、决策者决不可自我封闭于“己见”之中。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必须实现继承与创新相结合。



" u4 t3 B0 Y) T( ~- y5 e+ h　　近年来，随着国家和地方对教育投入的增加，学校的教学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学生在校学习英语的硬件设施也正处于不断改善过程中，这对提高学生英语学习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图为江西省乐安县公溪镇中心小学的学生在学校的语音室上英语课。　万德辉摄

8 \8 P9 k  i+ O# E　　30年经历三次改革性发展

9 F0 D2 S# W  v8 M' w2 Q( P( A' @　　我国自1862年开始进行以英语为主要目的语的外语教育。最初的京师同文馆属于专业教育性质，其教学以国学引领西学。比如，上午学国学，下午学外语。嗣后，外语成了学校教育的一个科目（subject），在沿用我国的语法翻译教学法的同时，逐渐引介国外教学法，从而导致西欧直接教学法与中国语法翻译法的并进互补，其标志性成果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经过反复“修改←→实验”到1948年才由当时的国民政府颁行的初、高中两个英语课程标准。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国曾重视高等教育中的专业外语教育，而相对轻视作为基础的中小学外语教育，在语种选择上东西跳动。


+ a6 w" W* @+ H; @7 o
" Z2 e1 e, z' ]( W　　拨乱反正以来，我国的外语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30年中经过了3次改革性发展：一次是在初中引用听说法句型操练的替换部分；一次是自义务教育阶段起运用交际法的变体“华氏结构功能法”；一次是新世纪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框架下的两个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的试行推广，这是自1862年以来146年中力度最强而且争议也最大的发展活动。

  `$ e, ]7 t, G$ i$ Q2 s: Z　　我国的基本国情与社会矛盾

　　目前，对基础教育英语新课程改革的一些理念与做法，学术界存在争议。主要争议集中于：百余年来，我国的外语教学惯于让学生以分析的方式学习语言项目，从而经历由知识到技能的转化，而新课程改革则倡导让学生通过交际活动体验语言整体，并达到用语言做事的目的。面对骤变，许多教师感到难以适应，一些学者也认为这种转变忽略了国情实际而丧失了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是上世纪50年代末针对原苏联国定的“自觉对比法”而提出的。我国外语教育之中国特色的构成因素，来自中国基本国情和与之相应的社会主要矛盾。

' _, [( r, P6 {1 ]　　中国的基本国情，主要指相当长时期内难以变动的国情，就外语教育范围而言，主要有四点。

　　一是我国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学校教育环境差异大。一方面学生入学时起点不一致，这种差异只能从其他渠道加以弥补，不可能通过统一教育目标去消除；另一方面，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人才需求的层次很多，对使用英语的需求极不一致。
# _% Z0 Z3 f* |, r3 E" r1 a( S
( l* }- p0 F8 {9 W& w3 s- `" x　　二是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小学生基本没有用英语做事的机会。

　　三是我国在英语教育开始之初就以西方为师，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思维定式。近年来，我国与西方的交流日益频繁，许多人又误以为我国的教育与西方接轨才是进步之举，加之我国的英语教师教育和科研都滞后于英语教育规模的发展，一些外语教育活动唯西方马首是瞻，更助长了仰望西方的心理。
3 L/ t$ Q: W$ f0 z' U) F
! ^4 L. [2 p5 B6 W2 {" f+ X5 C　　四是宣讲性的学习文化。学习文化由社会制度、思想体系、方法论三者互相催化积淀而成。我国自秦建皇权、汉黜百家以后形成了宣讲、注释“圣人教化”形态的学习文化。这样的学习文化重演绎、尊上意，与西方重归纳、尊异说的学习文化具有极大不同。

　　中国外语教育的主要矛盾主要由上述四点基本国情引发：
" |% h1 f9 g: V) u
& g; ^9 _2 D3 K+ w　　一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活动的矛盾。在高考一分都足以影响一个人终身发展的情况下，要求学校、家长、师生不搞应试活动是办不到的。应试是一座霸道的独木桥，不必过河的人也得往上挤，于是大量的“陪读者”产生了，瞄准加分空间大的英语而进行择校以至借英语学习而敛财的现象也随之产生。
9 ?* l# h3 i$ m6 _0 c
　　二是学生没有用英语做事的机会，必然产生学用脱节的矛盾并因而加重母语的负迁移。即使学生学会并有能力用英语做事，也会因无使用语言的机会而产生语言磨损（languageattrition）。此外，由传统的“学而后用”转为“用中学”或“用后学”，必然导致学好与用好的矛盾，挫伤有效教学。
, n$ n) Y( h5 \
　　三是西方中心思维定式、教师教育及科研滞后导致一些学者乐于引用西方新鲜理论。但西方学者主要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人类大脑获得语言的先天共性，而我国英语教育是学校的一个科目，理应从教育学角度研究本国英语学习的后天特性。两者角度不同，难免产生适合性与适应性的矛盾。

　　四是宣讲性学习文化与民族创新需求的矛盾。当代教育着力培养创新素质，因而反对宣讲性文化，但一个民族的学习文化很难骤变，而且宣讲性学习文化也能巩固双基从而为创新活动提供立足点和能力。

! B$ g% T- n+ m　　外语教育教学应多元化发展
) @) Z3 C+ W& E% c& h
) z, \1 u+ y* }' O8 n+ b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我国英语教育及其教学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多元化。以下分五个方面加以简释。

　　一是理念方面。首先，要力求使学习与需要相联系，对中小学生适宜侧重培养可持续学习英语的素质。其次，不追求用一种理论、途径、模式“一统天下”。再其次，不断调整教学理念，坚持继承与创新相互促进，同等重视国内外语言学研究的新进展，但不能见新就用，而应力求适应学生的需求。

  v4 W" l, m$ R6 H* l# |8 s　　二是原则方面。首先，立足对教师与学生提出适宜的可能完成的要求与措施，保证师生“跳一跳，摸得到”，协调适用性与适应性。其次，立足英语作为学校科目的教学，重视后天环境的制约作用，学习、研究、引用西方语言理论，但不搞拿来主义。

　　三是措施方面。首先，目标多元化。按学段特点设置分层目标，可参考东亚发达国家的做法。其次，内容多元化。按分层目标安排多元化内容，但以学习英语语言为主，“多本”教材应求多样。再其次，途径、方法多元化。程晓堂教授年初提出了使用任务型教学的三种选择：以任务型语言教学的思路为主，适当吸收其他教学途径的一些做法；以其他某种教学途径为主，适当引入任务型语言教学的一些做法；根据不同学习阶段的具体教学需要，灵活实施任务型语言教学。这种见解为途径多元化开辟了道路。最后，评价方式多元化，不必只应用西方兴起的真实评价形式。

　　四是组织方面。政府要给予外语教育超越单一学科的重视。外语教育关系到以文化发展为主轴的软实力、国防安全、经贸利益等问题，政府理应对它的定位、需求、建制等问题进行切实的调研，制订科学的外语教育政策，并在科研中予以扶助。在研制课程改革方案和课程标准时，官员和学者不要错位。官员应该负担决策、组织、验证等方面的工作；学者则应发挥智力支持作用，收集并整理不同意见。

. R( v- t% r) u& s6 o! w　　五是方法论方面。以辩证法为方法论前提，这是陈琳教授一贯的主张；同行前辈李庭芗先生曾建构辩证综合法。但用辩证法处理问题必须认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脱离了实践、割裂了历史，辩证法就会变成概念游戏中的润滑油。在《英语课程标准与实践丛书》中，陈琳教授作为中方主编，在倡导应用“外语学科中的辩证法”之际，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不可生搬硬套。
+ ^' ?1 X; |$ |6 \3 ?
. ?3 z  [5 H+ ], A* |% m! _5 }　　百家争鸣、集思广益，是我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也可用作课程改革科学决策的方法。课程改革是要经受历史考验而对后代负责的事，对课改、课标的争鸣越多，就越有可能促进其不断完善。所以，我们的研究者、决策者决不可自我封闭于“己见”之中，把争鸣变成“控方”与“辩方”对驳的局面。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这体现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制订英语课标必须实现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有学者曾指出：“新课程并不是要否定过去……课程改革是继承与发展的和谐统一……教师应在以学生为主体的课程理念的指导下，根据自己的教学实际环境和条件……开创适合自己教学环境和学生需要的教学模式和方法。”笔者认为，这些话就体现了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作用，而课程标准还得根据实践效果、环境与相关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地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9 P. L1 b; ]+ r. _6 U4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