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情祖国基础教育 书写壮丽教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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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义基础英语教育访谈录

  张体伟    路 英





   刘道义，1938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英语教材编委会主任、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课程教材研究所副所长，中共十四大代表。从事大、中、小学英语教学17年；从1977年参加了历次的全国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编制工作；编写和修订了12套中小学英语教材；参与编著教师理论丛书四套、中学生英语读物两套、英语教学辅助丛书三套；发表有关英语教学改革的文章一百余篇。


  
古稀之年的刘道义老师，思维敏捷，行动迅速。她上世纪50年代学习英语，从学习到教学再到编写教材近60载。她是中国基础英语教育的见证人，中国基础英语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推动者。

刘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生在旧中国，长在红旗下，有机会为社会奉献我很幸运。她说，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能为国家付出是一种幸福，她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很满足。精神矍铄的刘老师在退休后仍心系中国的基础英语教育。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愉快的气氛中，《英语学习辅导报·英语教研》主编张体伟及记者路英对刘老师进行了采访。


《英语学习辅导报》：从您初学英语时用的《初中标准英语读本》到现在琳琅满目的教辅类材料，对这种变化您有什么看法？

刘老师：这说明现在的教材已不再只是一本教科书了，而是一系列配套的教学资源。这里面不仅有纸质的资料，更有多媒体和网络教学资源，它促进了教育教学的改革。

    谈到教辅，我认为，总体上看质量有了较大提高，对教学有很大的帮助。但仍良莠不齐，最大的问题是教辅书越编越厚，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扼杀了他们的个性和创造性。


《英语学习辅导报》：从使用别人编的教材教到自己编写教材，这个过程是怎样的，您有什么体会？

刘老师：我最早接触英语是1950年，那是学习。教教材是从1960年到1977年。这个阶段主要是学习、熟悉教材，加强英语基本功，提高教学技能。这期间国家培养英语人才主要目的是满足外交工作的需要。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原计划派往苏联留学的300名学生由俄语系转到英语系学习。为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英语系抽掉了15位学生任教，我是其中之一，实现了自己当教师的夙愿。1961年夏，我被调往北外附校任教。从1961年至1977年，我在附校的高中、初中和小学都教过，而且担任过班主任和英语教研组组长。

    这期间除有一年我回英语系进修和教课外，在附校共15年，经历了附校的鼎盛时期，也度过了其最艰难的时期。不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为我以后的发展做了铺垫。北外附校对教师一直要求很严格，备课必须写教案。每周四下午为教师的进修时间，由外教给我们上听说课。每个月有一位教师用英语发表主题演讲，然后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常回英语系听许国璋、王佐良等老师讲课。

   在附校我们也曾为提高教学质量而自编教材，并研究、实验、探讨不同的教学路子。我全职编教材是从1977年秋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学习与传承阶段（1977年 ~ 1987年）、改革阶段（1988年 ~ 1998年）和创新阶段（1999年至今 ）。

    1977年夏，我被教育部借调参加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向老前辈学习，积累了编写教材的经验。1981年我在英国学习教科书出版，对外国教材进行分析研究，看到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由英美国家专家直接为他们编写教材，质量较高。我也有了中外合作编写教材的想法，回国后跟领导汇报，领导非常重视。1985年我们做过一次全国中学英语教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学生的英语水平较低，词汇量小，听说水平尤其低。这个阶段的教材对教学起到了拨乱反正和稳定教学秩序的作用，但老师们渴望教材有进一步的改革。后来我到澳大利亚学习了一年应用语言学，发现在中国的环境下光搞结构教学法不行，光搞功能教学法也不行，于是提出了结构功能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并以此为基础中外合编教材，引起了中小学英语教学的一场变革。1999年以后我认为是创新阶段，这一轮的课改强调以人为本，不只关注英语学科的交际性，还关注其人文性，强调培养人的素质，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因此，现在的教材注意学生的学习过程，并给教师、学生提供大量信息和活动，给学生更多思考的空间。遗憾的是这个观点与现在的应试教育有冲突，致使它很难顺利地实现。

    总结这三个阶段的历程，我可以说：艰辛但发展顺利。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我之所以能有点作为，全因为我遇到了好时候，遇到了好老师，遇到了好领导，遇到了好同事，还因为我有个幸福的家庭。


《英语学习辅导报》：从建国初教育部颁布的《初中英语课程标准草案》到现在的新课标的变化，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改革开放后，教材的变化对基础教育的贡献在哪里？

    刘老师：建国后到文革结束，最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一套教学大纲和教材完整地实施过，全都半路夭折。然而，改革开放后外语课程改革力度大，非常活跃，三个阶段的课改一次比一次深入。

    在第一阶段，通用教材起到了拨乱反正，稳定教学秩序，保证教学质量的作用。在第二阶段，教材多样化初见端倪（但品种很少），改革开放促成了中外合作编写教材的局面，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结构与功能相结合。中英合编教材促进了七个变化：1.水平普遍提高，差距缩小；2.英语综合水平和听能成绩均有提高； 3.开始了五种转变——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主体转变，从知识型教学向能力型教学转变，从机械性操练为主转向兼用言语活动，教学语言从汉语转向英语（张正东，1999）。在第三阶段（新世纪），英语教材多样化局面形成，教材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材质量的提高，更广泛地动员了教材编制和发行单位参与课程改革，对英语教育和教学无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教材本身的改革创新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新一代提供了条件。


《英语学习辅导报》：新中国建国初期的英语教育状况与现在相比有什么变化？

刘老师：变化非常大，主要是学习目的不同，重视程度差别大，水平程度要求差别大。建国初英语教育的目的并不很明确。由于政治形势的影响，英语不受重视，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语言”；为革命教学英语也是为培养外交人才和英语翻译，英语是用来与帝国主义谈判、斗争的工具。而且，那时大学和中学一样都是从ABC开始学习，因此水平比现在低多了。


《英语学习辅导报》：建国后我国基础英语教育的发展经历过几个阶段？不同时期培养了学生怎样的能力？

    刘老师：我把它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动荡起伏期和改革开放期。

    动荡起伏期（1949年 ~ 1977年），两个马鞍形，在发展（高潮）时期，注重语言知识的教学，以课文为主，遵循文学道路，努力拔高要求，培养了具有较好基本功甚至相当拔尖的外语人才。在低潮时期，教学突出政治，违背语言教学规律，培养出来的往往是基础弱、先天不足后天补的外语人才。

    改革开放期（1978年至今 ），外语教育呈直线向上发展的趋势，社会对外语的重视程度和要求越来越高；国民英语整体素质明显提高；不仅懂得一些英语，而且具有运用的能力，出现了一批批高精尖人才。


《英语学习辅导报》：目前我国基础英语教育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刘老师：最大的成就反映在课程、教材、教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上。改变过去过于强调学科本位为强调以人为本，注意培养人的素质和创新精神，使课程目标更具综合性。教材由过去以结构主义教学理论为基础编写到现在采用结构 — 功能 — 话题 — 任务相结合编写，经历了很大的变革。教学方法上，从过去的突出某种方法，到现在的后教学法时代。后教学法时代不依赖某一种教学法，而是综合多种方法，取各家所长来进行教学。教学手段的改革是革命性的，由单一的课本，到现在配套的教辅，多媒体和网络教材等课程资源，使得教学立体化，大大改善了外语教学的语言环境。

    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第一，如何应对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我国东西部、农村城市有很大差别，怎样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制订课程要求并编写适应不同需求的教材是当前的一大问题；第二，如何立足我国实际提高基础英语教育的效益？第三，如何减轻英语学科给学生带来的压力和负担？要进一步研究课程目标和要求、办学模式、教学资源、教师教育与发展、评价手段及提高科学研究水平。


《英语学习辅导报》：您的外语学习与工作的时间几乎与共和国同龄，在祖国60华诞来临之际，您有什么感想或祝愿？

刘老师：举国欢庆之际，我要向祖国说说我的心里话：“生在旧中国，长在红旗下，祖国变强盛，方能有作为，虽已入古稀，壮心仍不已，研读加笔耕，奉献后来人。”祝愿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采后记：

中国基础英语的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刘老师深刻的印记。千百个刘老师式的工作者构成了中国发展的基石。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英语学习辅导报》谨以此文献给祖国，献给像刘老师一样为祖国奋斗过、奋斗着的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劳动者们。人民感谢你们！你们与祖国同在！